1935年1月召开的什么会议

1935年1月召开的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展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次会议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在新时代的今天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遵义会议表明，任何真理都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并在实践中逐渐确定下来的，其过程往往是曲折的；它昭示：坚持正确领导，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经历深刻而丰富的实践锤炼。

遵义会议确定的领导核心不是一时的动议，而是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逐渐确定下来的。早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官兵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有的领导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特别随着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广大官兵特别是高级干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五次反“围剿”以来会打成这样？

这些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特别是湘江战役失败，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以后达到顶点。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当下严峻的局面。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转变态度。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并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大部分领导人对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确定新的领导集体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它昭示：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依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长征开始后，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之后，争论更加激烈。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形成了为全党所普遍接受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是对真理不断探索的历史，遵义会议启示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也能独立自主地作出正确的决定，因而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事业必然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表明，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它昭示：在事关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战略定力，必须善于坚持战略和策略的辩证统一。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正是战略与策略完美结合的典范。在战事十分紧急情况下召开遵义会议，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军事组织和军事路线问题。所以这次会议旨在对军事指挥机构和军事路线进行改组和总结，而没有全面地讨论和总结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样既解决了党中央面临的问题，又避免了政治上的分歧，而把这个问题留下来待将来去解决。

而事实上，这个会议想就多年来党在工作中的政治路线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无论人员还是影响，都有相当的市场。如果遵义会议在政治路线上争论不休或争而不决，会直接影响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就难以维护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同时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基于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就是战略。

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这就是政策和策略。

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正在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然而这一过程，不会是直线的，往往是曲折的，这就需要正确的战略和灵活的策略，把战略与策略相统一，党才能阔步向前。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映射出的时代精神将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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